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流行“高强度育儿”！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流行“高强度育儿”！

作者|谢爱磊 博士

父母决定论

陪得了早期阅读，煮得了营养套餐，踢得了足球，解释得清万有引力，拎得清巴黎和伦敦……这届家长很行！

我们这届家长大概比任何年代的家长都更加坚信“父母决定论”的观点——孩子的生活是由他们能得到的养育质量决定的。各类家庭教育政策文本、无处不在的商业营销、耳提面命的老师和同样焦虑的其他家长也好似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怎么养育孩子将对他/她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只短短几代人的时间，普通家庭用于抚养孩子的时间、放在孩子身上的注意力和投入的金钱就都有了极大的提升。美国皮尤中心的一项数据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的头十年，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了2倍，母亲则更多——因为她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仍是父亲的两倍。请不要忘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才刚刚获得稍平等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即便是到了1993年，极力倡导平等的社会学家科尔曼恐怕也还适应不了有大量女性进入职场。在与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合作者巴巴拉.施奈德的编著中，他不无担忧地指出，传统的家庭结构下（男主外，女主内）养育的孩子，学业要更好一些。

当然，他老人家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女性还是涌进劳动力市场，追求事业成功的机会。但短短40年，新时代的育儿实践又在重新召唤她们重返家庭的“战场”。研究指出，现在全职工作的“老母亲”陪同孩子的时间与20世纪70年代的全职妈妈几无二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一项针对西方十一个富裕国家的比较研究甚至显示，在2012年，母亲们平均用于教孩子的时间较之于1965年长了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全职工作的“老母亲”，既要主外又有主内。

这届老父/母亲，你来自哪个阶层？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拉鲁在其已经风靡了十数载的经典著作《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在育儿实践上颇有差异。她的发现大概可以表述为来自中产阶层的父母比较强调“协同式教养”，他们对子女的课后时间会加以妥善（结构化）安排，在日常和孩子交流时语言上强调推理，也重视凡事和孩子进行协商，会积极地参与子女的教育过程，尤其重视和老师的联系与平等交流。

而来自较为贫困阶层的父母则强调“自然生长”。对于子女课后时间并不做精致安排，在和子女日常交流时语言上强调指令性，极少有协商的余地。他们较少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即便参与也较为被动。

在她看来这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养育行为背后不同的“文化”逻辑，而这种逻辑又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背后的基本原因。拉鲁对美国中产养育模式的观察非常重要，因为她敏锐地观察到当代社会在育儿方面开始体现出 “时间密集”、“儿童中心”的特征——这一特征在中产家庭广为流行。

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新一届父母的实践给了新近的观察者挑战拉鲁的机会。2018年底，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力》上刊文一篇。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后石冢（Ishizuka P）指出：想多了！哪有什么文化差异！他以情景实验法调查了3，600多名美国家长的育儿观念并指出，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其实都非常强调协同式教养。不同社会背景的家庭在育儿行为上表现出的差异，不过是有钱没钱（资源约束）的结果，不关观念什么事！

如果结合新时代的精神，再看看这届老父母的实践，大约可以把新时代育儿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做得好，那就做到了“高强度育儿”，做不好，那就是低强度育儿。

无论有否工作，最好能够花更长时间的陪伴孩子；能与他们一起游戏就更好；还要创造机会对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加以系统引导；要花时间与孩子讲道理，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好能够投入大量的金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学习课外知识；购买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和订购专家咨询则是上佳选择。要知道，在美帝，从2000年至2010年，每个家庭花在孩子上的平均成本上升了40%之多。有人核算，在2015年，从呱呱坠地到17岁，每个美国家庭养育单个孩子的平均成本为233，610美元——这还没有加上大学学费。这届父母还都要立志成为最好的儿童发展专家；撸着袖子亲自上阵，自学儿童心理发展知识；总之，需要自学成才，哪怕在所不惜，再学一遍语数外数理化。高度重视才是王道，情感上焦虑才是常态，要真切，不要矫情。

网络神曲 “我们不一样”大概是对阶层差异的有感而发。但在育儿这件事情上，这届父母或不能容忍“我们不一样”，不一样的只能是资源（那在老父/母亲的控制之外），不能是观念。

坏父母和高强度育儿

借用石冢的提法：在我们这个年代，高强度育儿已是主导的育儿模式。在过去，就学业成功，我们要么信奉个体决定论的观点，要么相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力量——养育结果是家庭社会和文化资本积累的结果。

但在高强度育儿的话语体系之下，一切转向子女的养育质量这一关键变量。我们社会的总体趋势是接受父母决定论。这预示了对儿童发展认识的根本转变——从社会学的解释到道德的解释。孩子发展的好与不好和父母是否职称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对父母养育行为也有了道德审判的意味——快，要力争做全能父母，要为孩子创造美好的童年，因为他们需要为一个竞争的年代做好充足的准备。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沃德福嘉（Waldfogel）的一项研究，标题耸动：“坏父母的能力差距在扩大”。言下之意，影响孩子学习的是父母的“质量”。在英国全国教师联盟委托剑桥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中，研究小组也下结论说“孩子在学校的很多坏行为都是家长放纵的结果，……因为父母们不知道说不！”

儿童发展的道德解释和父母决定论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忽视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儿童福祉和生活机会的影响。这是高强度育儿的另一面：父母的养育行为日益进入公共政策视阈，成为公共话题，但责任伦理却重新回归家庭——子女养育的成功或失败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不是社会结构性力量的产物。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阶层化的世界中，儿童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发展受到许多结构性因素的（例如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影响。当追寻孩子发展结果的答案时，或不能只是简单一句“父母应正视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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