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分女孩——教育的竞争，大多发生在学校围墙之外

98分女孩——教育的竞争，大多发生在学校围墙之外

房价高企，学位更加难得

一年一度的小学学位申请又开始了。这让我想起一年前自己站在女儿现在正在就读的小学门口给她报名时的情形。当时我的内心阵阵忐忑。在为她申请学位时，我所居住的区幼升小实行积分入学的办法，满分为100分，当时女儿98分，即便如此，我依然无法确定她能否入读离家稍近的一所学校。

毕竟，为了她能顺利地进入这所学校，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和她妈妈稍早就花光所有购置了中介口中所谓的学区房，将户口迁入新房所在地辖区派出所。而唯一被扣掉的也就是房产如果购置不超过两年，就要扣掉的那两分。也就是这两分，让我和孩子她妈有些忐忑不安……

直到在校门口排队，和同样在排队的其他几位家长聊天，才发现，还有几人因为诸种缘故只有80多分时，心里才略有慰藉，觉得也许问题不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100分，他们反而羡慕我居然为孩子搏得了98分。

我所在的特区深圳，情况有些特殊。过去几十年间，城市在空间上获得了极大的扩展。但和其它迅速发展中的城市一样，尽管财力充裕，但人力资源的补给却未能跟得上，短期内，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的供给都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更不要提所谓的优质的教育资源了。

许多像我一样的进入这个城市的年青人，过了而立之年，都千方百计地想要在这个城市边缘的新建学校中，为子女谋得一个学位。毕竟，已经完善的城市中心社区，房价高企，学位更加难得。类似的情况，在上海和北京这两个被戏称为魔都和帝都的大都市，应该也并不少见。

为了孩子的教育，每个家庭都需要制定严格的计划

而今，教育孩子已经与十年前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了能够让孩子在教育上获得一些竞争优势，每个家庭都已经需要制定严格的计划。而且，计划本身已经超出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让孩子有教养就好。

美国著名的教育研究者拉鲁曾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对美国中上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父母参与孩子教育的现象进行描述。她指出，这个两个群体的家庭教育行为可以分别归纳为“协同式教养”和“任其自然生长”两种类型。来自中上层家庭的父母强调孩子日常活动安排的结构性，重视他们在家中语言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并积极介入学校事务；来自工人阶层和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则强调子女对指令的服从，认为家庭的首要角色在于提供子女一个可以供其自然生长的安全环境，他们对子女的活动安排不具结构性——由于不用参加那些组织化的活动，这些家庭的子女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与朋友玩耍。拉鲁指出，协同式教养更有助于子女获得教育上的成功。

拉鲁指出的父母抚育行为，的确是个长期的工作，需要父母艰巨的规划和投入。不过，现在看来，中国家长的抚育工作，实在要艰难的多。它需要父母在社会上总体性的优势，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要较为全方位地掌握权力，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对孩子的教育做出切实有效的总体性安排，这些安排往往超出教养本身。

在孩子进入学校前，就要系统性做出安排，规划孩子到底何时又如何进入哪所心仪的学校学习。像在上海的部分区，学位的申请，对学位房实现“五年一户”的政策，也就是说，即便花高价买一个二手的所谓学区房，至少还得提前五年行动。在北京，对缴纳社保的年限也有硬性规定。想想我所在的深圳地区，购房不满两年只是稍作扣分，实在已经是万幸。

当然，能否进入某所学校学习还并不只是房子的事，它还需要父母较为长期的在其他方面（例如，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全方位投入。例如，在北京、上海、深圳的某些好学校，面试还是需要的。面试就意味着要对孩子的习惯和学习能力做较为全范围的考察，难怪不少家长在孩子还在幼儿园时就把他们送到培训机构识字、学英语。更多的挑战，自然是在进入学校之后。被各类焦虑折磨的家长，往往很早就把孩子送到各类培训机构学习，学而思的火热正是印证。培训机构的学习又往往需要不小的经济投入。

真正的角力发生在学校之外,来自底层的子女将来复制的将极有可能是他们父辈当前的境遇

针对教育的更加艰苦和长期的投资，其实发生在家庭内部。它表现为对孩子学习的关注和拉鲁所说的对孩子日常学习和生活的有意安排。我身边的不少家长在孩子二三岁时就开始陪伴他们做早期的绘本阅读。每天为他们读几十分钟的绘本直到他们到能够自己独立或半独立地阅读文字的年龄为止。在孩子进入学校之后，还依然有意地维持与老师的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对孩子的课余时间做有意义的安排，例如，安排阅读，游戏和旅游的时间。不少教育研究人员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启示把类似的行为称为“文化资本投资”。在布迪厄的眼里，文化资本的投资正是有效地将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优势传递给子女的手段。但也正是这个手段，往往不易察觉，又需要家庭长期和艰苦卓绝地努力，来自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往往难以做到。

我以孩子的故事开始讲教育投入的问题。我的孩子依然还在小学，前路依然很长。作为标准的工薪阶层，我和她妈妈长期陷入工作事务，难以抽身陪伴，自然也难以就她的教育做更细致的安排。更加周全的安排，诚如上文所言，需要一个整体性的优势，不仅指涉家庭经济状况，还涉及到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陪伴孩子，涉入学校事务。去年在学校门口排队的时候，我也获知，为孩子争得100的家长不在少数。

我们身在一个经济和社会正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每个家庭诸多与教育有关的行动都可以从变动的政策和社会背景中寻得根源。教育资源的不足和非均衡分布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在某些学校之外的根本原因。而每个家庭，都渴望能为孩子争取一点竞争优势，帮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争取一席之地或不至于落入比这一辈更糟糕的境地，这是教育领域内竞争的另一重要推动力。当前正在发生的就子女的教育而产生的竞争，其影响势必是长远的。针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不少研究都表明，教育的确是预测个人收入的相对有效指标。也就是说，在当前，拥有各类资本优势的更有能力投资子女教育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将更有优势在将来的社会拥有一席之地。而来自社会底层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将来复制的将极有可能是他们当前的境遇。

为争取社会地位和流动机会的教育投资貌似面向学校，而角力实则发生在学校之外。

作者：谢爱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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