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们为什么不愿去学校？家校联系“关系化”的负面效应
家长们不愿去学校？
不少针对家校合作的研究都指出，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积极参与，通常意味着更低的辍学率和更好的学习成绩。不少政策制定者和管理人员也因此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和管理手段，力图借其增进孩子们的福利。但是，在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不少研究都表明，家长，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家长不大可能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活动当中。但是，研究和大众媒体呈现的景象却有天壤之别：一是在媒体的描绘当中，家长们普遍重视教育，不惜重金投入培养孩子；二是为使孩子获得竞争优势，不少家长更是试图通过向老师赠送礼物来保持他们与学校的社交联系。研究人员与媒体的阐述背道而驰，这提醒我们所谓社会“现实”的建构本质，亦即政策制定者、学校管理方和家长们对家校合作的本质抱有不同的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好地理解家长对家庭与学校之间联系的看法显得尤为重要。
“关系化”是理解中国式家长参与的重要维度
在我看来，“关系化”是理解中国式家长参与的重要维度。我曾开展一项时间跨度稍长的人类学研究。研究地点在中部某县。该县人口超过96万。农村居民占人口的88％以上。历时一年的田野工作过程中，我在三个村和两个乡镇做了实质性的入户访谈工作。
接受访谈的家长们在提及参与学校教育时，一般都肯定参与到孩子的学习过程中相当重要，也愿意和教师保持一定的联系。但是，在考虑具体的参与策略时，一般都提到“关系负担”。对于“关系负担”，我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来自于一户户主名为王凤（化名）的家庭。在接受访谈时，王凤说自己与学校和教师没有任何联系。她有四个女儿。其中三个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我访谈时，第四个还在高中学习。王和丈夫都没有接受过教育，靠种田为生。他们的头两个女儿在校的时候，“两免一补”的政策尚未实行。王凤说那段时间家庭生活的确很困难，为了补贴家用，她的丈夫在家乡偶尔打打零工。她有时也不得不从亲戚那里借钱来给孩子支付学费。她的第三个女儿上学时，情况有所改善——因为义务教育已经免费。不过，她说孩子们的成绩都不好，也坦言，这降低了她和丈夫对孩子学业成就的期望。与那些为了工作机会而跑到城市并把孩子留在村里的人不同，王凤留在家中陪伴年岁尚小的孩子。当被问及她和丈夫与孩子学校的老师或任何员工是否有联系时，她说没有。然而，她依然认为与学校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联系很重要，认为通过这种联系，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孩子也可以因此受到老师的关照。
王提到这种潜在的社交联系便是“关系”，而且她认为家长和老师之间普通的联系“不起作用”。当被问到有用的“关系”具体指什么时，她说那是“与家人、亲戚和朋友差不多的联系”，还指出学校里的老师不是家人、亲戚或朋友。这降低了她与老师建立和保持联系的可能性。她承认，如果她在学校有这样的关系，就会与老师保持联络。
第二个例子来源于一个户主名为关沈的家庭，关沈是我访谈的较为底层的家庭中，较少地与教师维持了一定联系的家庭中的一个。关沈有三个孩子。和很多同乡一样，孩子中的老大（女儿）和老三（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到附近的城市打工。关沈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中考成绩很好，进入了当地一所重点高中，后来参加了两次高考，被一所三本大学录取。关沈对于自己与老师互动经历的描述基本上是关于第二个孩子的。她说，随着大女儿离开学校去工作，家里的经济情况改善了，所以他们开始投入更多钱到孩子的教育中。和其他受访家长一样，她也相信“关系”的作用，她在儿子初中和高中的最后一年开始与老师定期联系，讨论儿子的学业。她说，和老师之间紧密的私人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在调研过程中接触到的许多家长一样，关沈提到了她与儿子的老师间存在着社会距离。对她而言，老师处于农村社会的较高层级。她说她的兄弟是她和老师之间的桥梁——因为他也是那个较高级群体中的一员。关沈认为，维持“关系”不仅仅意味着“认识”对方，还意味着要不断努力加以维系。她承认她偶尔会给儿子的老师送礼物。然而，她又认为维系这种“关系”非常困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投入，比方说送礼、请吃饭，对她和家庭而言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关系化”的本质是以私人关系代替正式的家校联系
王和关都来自农村社会的基层。和许多农村的家长一样，他们都承认与老师交流的重要性。例如，当孩子在学校遇到学习困难时，可以去了解如何去帮助孩子。不过，大部分接受访谈的家长都和他们一样，承认没有或者很少去过学校向老师咨询孩子的学习情况。其中的原因，正如，他们自己解释的，“如果他想得到真正的帮助，就需要借用‘关系’来连接自己和老师”。按照他们的理解，只有当与老师的社交联系能和他与家人、亲友之间的关系一样好时，他们之间才具有互惠义务。当和老师之间的社交联系没有构成一个具有“关系”性质的社交网络时，老师便不可能真正地给予他们想要的帮助。
而一旦家长对于家校之间的连接有这一认识并付诸行动的时候。本来家庭与学校之间联系的性质就得到了彻底地改变，并“关系化”起来。在访谈的过程当中，不少家境不错的家长，就提到是有机会与老师建立和维持“关系”的。并提到赠送礼物和请客吃饭是建立和维持“关系”的常用路数。这当然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方面的投入——这便让那些家境稍差的家长没了与老师定期交流的意愿。投资意味着对可能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理性的计算。鉴于建立和维系“关系”所带来的成本，如果父母本身又对孩子的学业成就期待较低的话，自然是会避免与学校建立联系。
“关系化”是代际优势地位传递的重要手段
美国著名学者拉鲁（Lareau）曾指出，家校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视为一种中产现象，亦即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家长的确较少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当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在参与学校教育的行为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表明，来自较为弱势群体的家长一般缺乏动力参与学校教育。例如，针对美国工人阶层家长的研究表明，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教育是老师而非自己的责任。针对英国工人阶层的家长则表明，他们不太重视学校教育，因而对学校活动缺少兴趣。当然，较少地学校参与行为，也意味着一定的代价——由于较少维持与教师或学校的联系，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家长的确更少了解孩子的学业状况，他们子女的学业表现也部分因此而会较差一点。
这意味着，我们也需认真思考家校联系的“关系化”所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在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的影响。学业通常是改变他们子女人生际遇的重要途径。假如缺乏途径介入学校教育，而来自优势社会阶层的家庭又能够棋高一着，更好地传递自身的优势，他们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少。
作者：谢爱磊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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