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能入读一流大学？揭揭精英大学招生的黑历史

20世纪20年代，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定义何谓“能力”。而三巨头大学录取标准的这种转变——从客观的学术标准向主观的非学术标准的转向——只能算是这场社会运动中的一个部分。尽管这种转变的动机意在惠及某一特殊群体并排斥另一群体（其实际结果也是如此），它的展开却被美化为普世价值实践的一个部分——它是以机会平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社会必然的诉求，它是一个依据能力而非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国度（不像欧洲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应当的价值主张。对于三巨头大学的领导者们而言，转变的核心在于录取过程的设计。对于别人，也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录取过程的设计应当使人看起来觉得它是公正的。而“品性”一词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将新体系合法化的重要依据。反思何为“能力”在任何社会，“能力”一词的定义从来表达的都是统治群体的理念和利益，不论是在当今美国，还是在遥远的古希腊，都不外如是。在勇士社会，“能力”一词所指为战场上所需的“勇气”和“技能”；而在宗教社会，“能力”一词所指则为对经文的掌握；在共产主义社会，“能力”一词所指则为“又红（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度）又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能力”一词的定义历经数次转变。在20世纪初，“能力”一词所指基本上与学术有关，它主要通过对传统课程（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掌握程度来衡量。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随着美国加强对移民的限制，这一含义逐渐地让位于所谓的“全人”——健康的体魄，以及优越的家庭背景。（按照这一定义）所谓理想的本科生就是指那些能够花一点时间在俱乐部或者搞点活动的学生。那些花了大量时间端坐在课桌之前苦读的学生，就要被称为“书虫”甚或“书呆子”了。到了20 世纪50 年代后期，由于冷战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刺激，美国人开始担心所谓的“人才流失”问题。所谓的“全人”也开始让位于智力上的天赋（主要是指能够在SAT 中获得高分，同时还能在一种或者多种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正是在这段时间，迈克尔·杨在自己的大作《贤能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引入了“贤能主义”（精英治国或贤能主义）一词，这一词汇随之进入大众语汇。这一词汇描述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流动不依赖于他或她的社会出身，相反，其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天份与成就。杨对贤能主义的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更为激进的社会环境中方觅得回应。这一时期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最终再次重塑了“能力”一词的含义。在三巨头大学的录取政策中，有了骤然的文化转向，所谓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价值观逐渐获得中心地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扶持有色人种的赞助性行动得以开始，女性入学的障碍也最终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三巨头大学录取政策变化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围绕“能力”一词的定义不断斗争的历史。不过，在这些不断的变化和反复争夺的背后，有一条基本的规律可循：“能力”一词的定义随着社会以及社会各个群体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而发生变化。这也导出本书的一个核心论断：“能力”一词的定义是动态的，它倾向于反映那些有权力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强加给整个社会的那些人的价值观和利益。不过，我们说能力一词的定义大体上反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利益，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如此。正因为能力一词的定义是如此重要，它经常被人们争论，其定义权亦被不断地争夺、改写。在政治和社会出现动荡的时期，那些在边缘的群体完全有可能对大学入学政策施加有力的影响，迫使其改弦易辙、反映自身的世界观和利益。这种情况在20 世纪60 年代就发生过，在这一动荡时期，“能力”和“多元化”被联系到一起，赞助性行动也得以开始实施。

三巨头大学录取政策变化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精英统治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那些被统治的群体如何反抗的历史。并且，由于机会的平等这种意识形态之于美国社会秩序合法性的头等意义，大学更是处在历次运动的中心。这些运动要求更为包容的社会政策，要求将美国人关于平等的最高理想付诸实践。

录取决定的政治性

精英大学录取新生的决定是由教育者所做，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政治性。正如格伦·洛瑞敏锐地观察到的，精英大学并不是“一块净土，在这里，权力的获得及其影响力并不遵循理性的原则”。正如三巨头大学历史上一些最善投机的招生主管在一些场合所坦言的那样：新生名额的分配是一项稀缺资源分配的过程，其本身充满政治性，必须调和各利益群体（像运动员主管部门、各学院）以及外部团体（例如校友会、重要的生源学校以及少数名族群体）的需要——他们都想分一杯羹。